师哲：延安时期毛主席与高层领导的关系

来源：《在历史巨人身边：师哲回忆录》[九州出版社出版2015年2月版]移动端配资安全吗

我随（张）闻天、（任）弼时等搬到杨家岭后，和主席接触的机会就多了。接触越多，了解越深，也就越加敬佩他。我从他的身上得到的教益终身难忘，至今深深地印在脑海之中。

我是由共产国际派遣回国的，任务是参加七大，然后回莫斯科汇报。因为当时派个洋人到延安来执行此项任务实在困难，也几乎不可能。回国之后，我才知七大的召开推迟了。（周）恩来决定将我安置在弼时那里，名义上是弼时的秘书，实际上给主席担任俄文翻译。我的国际身份在中央只有主席、弼时、恩来等少数几个人知道。

1942年末，苏联的飞机到延安来，捎来共产国际的口信，让我回去汇报工作。那时苏联的飞机差不多是一年来一两次。听到苏联同志带来的这个口信，主席一愣，眼睛望着我，意思是要我表态。

我马上说：“不回去。”

主席说：“那好，你和他讲。”

我当着主席的面对苏联同志讲：“请你转告季米特洛夫同志，中国局势紧张，任务繁重，我不能回去。”

1943年5月，共产国际解散，我将国际的来电译出之后读给主席听。主席兴奋地说：“他们做得对，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。”然后笑着对我说：“把你也解放了。”意思是你也不用回去了。

1949年西柏坡，毛泽东与师哲、米高扬、伊万·科瓦廖夫（右起）

1940年我回到国内时，毛主席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牢牢地确定了。但他每走一步都要再三试试；对大小事都是如此，都要摸准、吃透，要有十分把握才做。在用人方面尤其谨慎。一定要观察上一段时间，看看你的能力、为人和表现如何，才决定是否起用。主席常讲，看一个人，不仅要听其言，而且要观其行。

由于种种原因，张闻天、王稼祥、凯丰、罗迈（李维汉）这些从苏联回来的留学生，当年我都不便过多地接触，对王明、博古就更不待言了。延安整风之后，1943年1月，我到边区保安处去工作，后又被派到绥德、关中。经过几年基层工作的考验，到七大之后，主席大概认为可以使用和信赖我，于是让我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。

他这样对我说：“现在你担任了书记处办公室的工作，我有事就可直接找你，有话也可以找你谈了，比你在弼时同志处工作时要方便得多。”

其实我从1940年末起一直为他做俄文翻译。

康生很会钻空子。1944年夏天，他将我从保安处调到中央社会部一室任主任。他告诉毛主席：“师哲已调到中央社会部，住在枣园，主席如有什么事找师哲很方便。”康生对别人说是他将我介绍给主席的。其实毛主席早已和我有电话联系，有必要时就找我。

我刚到枣园不久，主席就给我打了个电话。我很奇怪，主席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搬进枣园呢？他将我找去，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原原本本地告诉我。我由此知道康生是一个工于心计的人。

（一）对张闻天和王稼祥

张闻天和毛主席

张闻天的理论修养较高，有威信，但对问题的态度有时没王稼祥那样明朗。王稼祥在遵义会议上投的一票起了关键性作用，主席十分重视此事。主席很注意团结他们，请张闻天和中央的五位书记一起住在枣园；整风时让王稼祥当中央高级学习组组长、国际政策研究室主任。国际政策研究室成立时，召开成立大会，主席不但出席而且亲自主持。

但是稼祥当时表示对这些都不积极。我在研究室算是王的第一助手，我向他请示工作，他大多不吭声。研究室的工作一直没有开展起来。

主席让他们参加重要的座谈会、出席中央会议、政治局会议。不仅对他们如此，对他们的部下，如中宣部副部长吴亮平等，也吸收列席政治局会议，对他们在生活上的照顾更不消说了。

（二）对凯丰

左四凯丰

遵义会议后，对遵义会议决议不理解，顶得最厉害的是凯丰，但主席对他也是采取团结的态度。1937年底，王明从延安到了武汉。当时，武汉有政治局委员四人：王明、周恩来、博古、凯丰。王明企图搞成第二中央，对这点凯丰是不同意的。毛主席把这些都记在心里。

1942年，主席在延安作《反对党八股》的报告，让凯丰主持会议，并讲话。

凯丰是个有主见的人，头脑清楚，不盲从，不人云亦云。七大闭幕后，军委召开座谈会批评彭德怀，找了许多老干部，特别是苏区的干部，范围较广，连我的夫人周惠年（她在苏区待的时间很短），也接到通知参加了会议。凯丰却不出席会议。

一天他到枣园来玩，对我谈了一点情况。他说正在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，会上主要批判彭总两个问题，一个是百团大战；一个是说他一贯不听毛主席的话。凯丰讲：百团大战，彭总请示过主席嘛，当时主席也没有讲过什么话。彭总虽然当过旧军队的团长，但这是入党之前的事，是过去的事了。彭总态度有些骄傲，有些过于自信，但是也不能这样搞。凯丰认为，彭总在理论上、出谋定计方面都不如主席，但是他性格耿直，拥护真理、坚持到底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。

即使凯丰有不同的看法，主席仍是团结他、任用他。

（三）对李立三

相比之下，毛主席对李立三是冷淡的。

1946年初，李立三从苏联回到东北，5月，他利用参加东北三人小组谈判工作的机会飞到延安，住在中组部。他给我打电话，要求见主席。我考虑到他与主席都是湖南人，早在“五四运动”之前就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，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；再者，李立三曾任中共中央第一把手，自1930年出国至今，才第一次回到中央，于是就很痛快地答应了：“可以，待安排好后即通知你。”

我去请示主席，没有想到主席淡淡地说：“好啊，他在哪儿？明天上午见他吧。”当时主席住在王家坪，主席什么也没有准备，只和勤务员打了一个招呼：“客人来了，倒杯茶。”

见面后，主席平淡地说：“你回来了，好。你在东北的情况怎么样？”立三满腔热情，一心想好好汇报汇报，讲讲自己的情况，但是看见主席不怎么爱听，也就讲不下去了。主席心中有数，不能鼓励立三的激动。

更奇怪的是，立三穿一身美国军衣，那是美国的救济物资。主席看了，也不高兴，事后让后勤部发给他一套干部服。主席进了北京，住在香山时，立三从东北来看主席，依然如故，又穿了一身缴获的呢制服，神气十足。林彪、饶漱石也是如此，主席一见就不高兴。

主席看人不仅从大处着眼，而且也注意一些小事，观察你的衣着、表情、言谈和举止，以了解你的思想、品德和行为。比如，我在国外住得较久，养成打手势的习惯。西方人认为打手势可以加重语气，主席对此却不以为然，认为年轻人在年纪大的人面前、在长辈面前不可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

解放后，立三对总理讲：师哲在苏联做保卫工作的，讲话用辞一贯粗鲁。总理转告主席。主席一听心里自然明白，说：我还是用师哲当翻译。

主席用人考虑很周到，不仅看你的表现、才干，还要看你的历史、社会关系、工作态度以及所能起到的作用。因李立三在苏联受过冤枉，坐过牢，他如果用李立三当翻译，苏联会怎么想。我出国时，主席请刘亚楼做翻译。

（四）对高岗

高岗和毛主席

主席很重视地方干部，他讲过：“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必须团结，必须反对宗派主义倾向。”他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要互相取长补短，他特别讲道：“外来干部比较本地干部对于熟悉情况和联系群众这些方面，总要差些。拿我来说，就是这样。我到陕北已经五六年了，可是对于陕北情况的了解，对于和陕北人民的联系，和一些陕北同志比较起来就差得多。”

刘志丹牺牲之后，毛主席召集陕北的老同志开会，征求大家的意见。大家说，刘志丹、谢子长牺牲了，按资历就数高岗了。当时高岗在内蒙古工作，主席把他调回来负责西北局的工作。其实高岗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有限，特别是他的品德不好。但主席对此不了解。

高岗担任中共西北局书记后，经常向主席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。如众所周知的，一个农民说：“怎么雷公不劈死毛泽东。”保安处的同志要将这个农民逮捕。高岗反映给主席，毛主席马上命令边区政府减少三分之一的征粮数，以减轻农民的负担，并下令释放了这个农民。

高岗也曾向主席反映过整风运动中过激的做法。解放战争中高岗到东北去工作，担任东北局副书记。特别是解放后，由于高岗的表现，主席对他的看法才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

（五）对林彪

林彪和毛主席

皖南事变后，国共关系降到抗战以来的最低点。1942年一二月，林彪从苏联回国。主席让他先不要回延安，径直从西安去重庆见蒋介石，做点统战工作。

这是主席的一个策略，以此来改善国共两党关系。林彪具备做这项工作的有利条件。第一，他是蒋介石的学生；第二，他又是举世闻名的平型关大捷的指挥员；第三，他刚刚从苏联回国，有国际、苏联背景。由于我回国不久，对当时的策略不了解，为此，向主席提出疑问。主席坚持他的意见。后来我慢慢才明白，如果林回到延安再去见蒋，蒋会生疑，认为他同中央已研究了对策。

林在西安住了较长的时间，有些着急。毛不仅打电报，而且托人捎信，使林安心地住着。（后林彪回到延安，10月从延安到达重庆。——笔者注）

1942年8月，蒋介石邀请主席到西安见面。出于安全上的考虑，主席不便去，所以派林彪于10月7日到重庆去。蒋介石猜到林彪此行的用意，于10月13日见了林彪一面之后，就不再见他，而且不准他和恩来离开重庆。直到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后，蒋介石才允许恩来和林彪回延安。临行前，蒋介石又见了林彪一面。

1943年7月16日，林彪从重庆回到延安。（此处应是1942年林彪回到延安。——笔者注）这天一早我从窑洞出来，和主席不期而遇。他正向山下走，边走边说：“林彪回来了，我去接他。”

我听后心中一震，心想朱总司令从前线回来，恩来、弼时从苏联回来，主席都没有这样迎接。恩来1940年回到延安的前一天，在甘泉和他通了电话。第二天八九点钟他仍在睡觉，只有李富春前去迎接，而且主要还是接他的夫人蔡畅，过了几天才在杨家岭山下的河滩上开了个欢迎会，还是由中组部主持的。而今天他竟亲自迎接比朱总、恩来、弼时地位低得多的青年林彪。

我们在院子里等了一会儿，大卡车才到。林彪一下车，主席迎上去和他握手。林彪转身看见我，把另一只手伸过来，握着我的手。主席很奇怪：“怎么，你们也相识？”主席握着林的手回到窑洞去，这等于斯大林拉着一位将军的手一样了不起。主席亲自吩咐伙房为林彪搞饭吃，让林住在杨家岭，靠近他。

自然主席也深知林彪其人，但是林听话，又会打仗，联想到二十四年后安排他当接班人，这也就不是偶然的。

附（来源同上）：

林彪对前妻张梅夫妇

张梅

林彪在苏联养病期间，由共产国际干部部东方处负责接待，徐介藩具体办理。徐、林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，徐比林高两期，是二期学员，1925年就到了苏联。可是林却在徐的面前摆架子，让人受不了。徐几次向我讲：林彪自高自大，目空一切，他根本不愿和林彪接触。林彪并没有什么病，却一直住在苏联休养，而国内的抗日战争又那么紧张、激烈，所以斯大林对此都是有些看法的。

徐介藩于1948年回国后在东北外事处工作，是翻译冀察晋出版的《毛泽东选集》的总负责人。解放后，徐介藩的妻子去世，他又与林彪的前妻张梅结婚。“文革”中，林彪、叶群抓住他曾在苏联内务部、联络部工作的历史，无中生有地说他是苏联特务。

张梅是陕北延川县乡村的小姑娘，文化水平不高，林彪把她带到苏联照顾自己。后来她留在苏联学习，1948年回到东北。“文革”期间她也被打成苏修特务。

徐介藩、张梅夫妇被关押多年，甚至受到酷刑，身心受到严重摧残。1979年总政治部才做出结论，予以平反。

林彪急着请朱老总夫妇帮他找老婆

叶群

林彪在杨家岭住了几天，向蔡畅提出，希望她能帮助介绍老婆。蔡畅知道他和张梅关系不好。林彪的要求是对方是大学生，有身份的姑娘。

当时我在马列学院教俄文，知道马列学院有两三个姑娘，架子大得不得了，叶群是一个。林彪打听到叶群，看上了。林彪先向任弼时讲。那时林彪那么高的地位，叶只是马列学院的学生。这件事老虎吃天，无从下口。他和任弼时谈完了从我门口过，将皮带歪撘在肩上。陈琮英（任弼时夫人）告诉我，林去找老婆了。

但是，叶群不买账，不答应。

林彪又到王家坪找朱德、康克清大姐说。朱德说：这好办。过了几天，以康大姐的名义请叶群到八路军总部王家坪来。叶群乖乖去了。

朱德和叶群聊天。摆开桌子吃中饭时，朱德说：今天我请叶群，还有一位客人林彪。他刚从苏联回来，还没有请他吃过饭。朱德当着林彪的面说：叶群，你年龄也不小了，应该找对象。我听说我们林彪将军喜欢你。你还看不上，你还想什么？

这样林彪和叶群前后不到一个月就成功了移动端配资安全吗，是朱总司令帮的忙。我对朱德说：朱总司令，你打仗向部队下命令有力量。我没有想到你对一个女孩子下命令也这么厉害。